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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 | 旅游扶贫项目常见的五个问题 南峪村是这样回答的

2018-10-03 09:55:25  新旅界 旅游扶贫专题组

南峪村项目的成功可复制吗?复制的话,有哪些限制条件?当扶基会三年的陪伴时间到期时,村民自身是否具备了使合作社继续良好运转的能力?这些问题仍有待解答。

编者按:2018年是我国乡村振兴元年。规划机构从办公室走进田野;旅游企业向乡村布局;地方政府谋求产业扶贫新模式;公益组织探索可复制的乡村发展路径……旅游遇到扶贫,有机遇也有挑战。

几天前,国家领导人再谈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因村制宜,切忌贪大求快。旅游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如何防止“走弯路”?求知欲强烈的新旅界找了很多大佬蹭茶喝,也走访了很多典型的旅游扶贫项目,国庆七天,一天一篇,旅游扶贫年度调查专题陪您在思考中欢度国庆!

文/闫静

“通过三年时间,把南峪村建成环境优美、生活富裕、有活力的旅游休闲度假村。”这是2015年选定南峪村为项目实施村时,中国扶贫基金(以下简称“扶基会”)会与中国三星集团关于“美丽乡村——分享村庄”项目的愿景。

抵达南峪村的时间2018年的8月。按照项目计划,农副产品品牌打造、乡村创业团队引入等工作理应早就提上日程,但事实上在项目的第三年里,主要推进的工作,仍集中在三期民宿的改造、配套及管家培训。

这是项目原定建设期的最后一年,三年期限过后,将有一个退出机制。包括三星集团的资金,也分三年进入。项目到期之后,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力的投入,都将以当地政府为主——除非政府希望延长与扶基会的合作。

回过头看南峪村最初的项目实施计划,对项目进展速度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到一房难求的精品乡间民宿,南峪村旅游发展真正的节点,或许并没有记录在甘特表上。

▲图说:办公室墙上的南峪村项目实施计划甘特表▲

根据2015年的数据,南峪村全村224户、656人,贫困人口59户、103人。南峪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村内多为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村都有。另一方面,南峪村自身不具备任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或资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农村。

2016年,扶基会确定以高端民宿为突破口促进南峪村的发展。以当地野生植物麻麻花为民宿命名为“麻麻花的山坡“,并引入专业运营商“隐居乡里“对民宿进行整体运营。2017年6月,完成对南峪村八套老旧院落的改造。民宿开业后半年内营收总额达174万,并在2017年年底为南峪村全村村民分红。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约有600万个村庄,普通的南峪村或许是这600万村庄中一个缩影。

旅游扶贫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蜻蜓点水试的表面扶贫往往无法了解一个项目真实的运转情况。扶基会工作人员在南峪村的驻村工作经验则对旅游扶贫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五个常见问题给出了值得参考的答案。

问题一:旅游扶贫项目应该由谁主导?

从确定在河北省内选择项目村,到最终选定南峪村为项目实施村,扶基会花了1年的时间,设置了3轮考察评审和1轮包括现场答辩的终极PK。终极PK的内容,是分别给三轮筛选后最终剩下的两个村庄各50万资金,自行建设“分享之家”,目的在于考察村庄自身是否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同时也是观察村干部及村民在乡村建筑风貌上的理念是否与扶基会基本一致。

▲图说:由南峪村村干部带领修建的南峪村工作站▲

南峪村的“分享之家”,后来成为扶基会“分享村庄“项目在南峪村的工作站。木门木窗,青砖石墙,对照“麻麻花的山坡”民宿整体风格,也毫不感到违和。如果不是工作人员介绍,很难意识到这是在PK项目中由村民自行修建的房子。南峪村在最终的PK中胜出,也就毫不意外了。

村干部是否具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号召力,是扶基会选择项目村时格外重视的因素。扶基会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个协助者的角色。村民应该是项目的主体,而当地政府既然申请并争取到了扶基会的项目,理应成为项目的主导者。“如果变成扶基会主导的话,就本末倒置了”。

即便有能干、主动的村干部,当项目开始推进后,关于自己在项目中充当何种角色,村干部、当地政府与扶基会,仍然有不一样的理解。最简单也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修路占用了村民的地时,村民矛盾究竟该由谁出面调停呢?

理论上说,扶基会只对项目负责,那么村民内部工作就应该由村干部出面协调,村干部解决不了,则由当地政府出面——事实上照此等待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项目推进不动。

实际工作中,这也许是扶基会驻村项目经理张晔最大的困惑。

“发生问题了,我不懂得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可能需要各方面的帮助。但各方面又提供不了这种帮助,这时候还是需要我自己去向别人解释和解决问题。”

问题二:怎样把全村的村民组织起来?

通过合作社把村民团结起来,项目才可以往下推进。这是扶基会自2004年开始在乡村工作领域摸索十几年后总结出的经验。成立合作社,是2016年扶基会进驻南峪村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

▲图说:南峪农宅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构架表▲

一张包含全村所有村民的架构表,占据了南峪村“分享村庄“工作站办公室的整面墙。架构表所呈现的是合作社三级联动、五户联助的管理体系。

组建合作社的时候,所有村民被打乱后平均分成43个组,基本每组中有5村民户。分完组后,以倒推的形式由每个组选出各组代表,形成二级代表。再从43个代表里选出监事会和理事会成员,组成一级代表,这些就是合作社骨干。此为三级联动。

贫困户被平均分配到每一组里,每组的贫困户户数基本持平,组员之间互相帮助,以达到整村帮扶贫困的效果。此为五户联助。

村民遇到问题,先找二级代表,二级代表解决不了,再找骨干解决。

推行制度的方向则正好相反。通过和14个骨干开会,首先让骨干理解新的管理制度,再由骨干通知二级代表,由二级代表向组内成员宣传和解释,这样一来,全村村民都能够被通知到。这样一套体系明确了谁需要面向哪些人做宣传,如果宣传没有做到位,就是代表的失职。

骨干真的一定会尽到宣传的责任吗?新旅界(LvjieMedia)问张晔。

“作为骨干,是村民选出来的的,不是我指定的,如果尽不到责任的话,在村民当中会非常有压力。另外我们也从制度上进行管理,要求骨干尽到责任,有一个奖惩措施。”

问题三:旅游扶贫项目的收益怎样分配?

扶基会与三星集团在合作社中均不占股份,合作社在“麻麻花的山坡“民宿中的所有收益,将按照“一个基本,三个原则”的分配方式对村民进行分红。

▲图说:“麻麻花的山坡”采用当地食材待客▲

“一个基本”指的是全体村民共享,每个人都有“人头股”。全体村民进行了股权确权,以户为单位,每人收取1元钱,确定资格,普通村民每人1股,贫困户每人2股。并为全村224户村民定做确权卡。考虑到出生、死亡、搬迁等带来的户口变动,合作社每年确权一次,确权后户口迁走或注销的村民不再持有股权,新生儿童在确权期间交1元股金后即可入股。

“三个原则”是“多投多得,多劳多得和帮扶贫困”。合作社后期将释放部分股权供有余钱的村民购买。根据合作社一致决议,合作社收益的50%用于给全体村民分红;30%用于合作社发展基金;10%用于乡村公共事业或帮扶弱势群体;最后的10%作为公益传导基金,用于帮扶其他贫困乡村。股民凭卡分红,一般户分一份,贫困户分双份。

“全体村民共享”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准确。有固定工资的公务员和退休工人,并不享受分红,这点在前期的宣传中没有充分地解释说明,在分红时引起了这部分人的不解与不满。

说到这里张晔反思道,“如果一开始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在项目一开始就沟通得更清楚,把制度做得更完善。”

问题四:房屋流转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

扶基会选择了15座废弃院落进行改造,每套以15年为期限进行流转。

▲图说:改造完成后的房屋内景▲

旁观者的计算会是这样的:把闲置不用的老房子交给合作社进行改造,每年收取2000元流转费,从经济收益上看,这笔买卖,稳赚不赔。

但房屋主人可能从另一个视角看待租赁费。“麻麻花的山坡”民宿平均每套院子的价格可达2800元一晚,也就是说,民宿一晚上的营收就超过了院子一年的租金。如果说民宿业务带来的可观利润是一个巨大的蛋糕,2000元的年流转费,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口。

当改造完成的院落正式开始接待客人的时候,村民真正意识到了这个蛋糕的存在。有些屋主开始觉得,房屋的租金应该提高。

经济学家也许能够完美地解答,民宿的价值有多少来自于房屋本身,多少来自于设计和运营带来的附加值。而这样一套理论对于南峪村实际工作,似乎没有任何用处。在中国乡村,口碑、信用和人际关系,是处理不满、获取理解更加有效的切入口。

目前看来,现在私下里认为房租太低的村民还不太多,能够通过单独沟通得到较好的解决。 “如果有一天这样的声音多起来了,我们会召开村民大会,涨价不涨价让村民自己来决定,要大家通过了才行。”

问题五:旅游产业能给项目村带来哪些变化?

硬件方面,扶基会选定南峪村后,与政府签订了框架协议,要求政府按与项目资金之间2:1的比例进行投资。三星集团通过扶基会为南峪村项目捐赠1000万,政府需根据协议投资2000万提升村庄的环境面貌。

▲图说:改造完成后的小院冬景▲

在专业垃圾分类组织的帮助下,南峪村还实现了垃圾的干湿分离,定期有专人骑三轮车挨家挨户收垃圾。现在南峪村的街道上,是看不到垃圾的。

除了村庄外观上的变化,“麻麻花的山坡”民宿运营给村民带来的改变,更多是潜移默化的。民宿运营商“隐居乡里”招募当地村民为民宿管家,同时为管家提供旅游接待、餐饮等方面的培训。

此前从未接触高端民宿、不知道如何接待客人的村民经过“麻麻花的山坡”的耳濡目染,逐渐有人自己开办起了中端民宿,这其中有两位是接受过管家培训的村民,曾经担任过“麻麻花的山坡“的管家。

▲图说:和游客一起包饺子的管家大姐▲

经过了分红和一年多的民宿运营,村民对项目的态度由一开始的将信将疑、不看好,转变为主动支持和参与。项目一期还时不时遇到村民头天答应流转房屋、转天又反悔的张晔发现,到二期、三期时,流转房屋变得顺利起来。现在村民家中如果有老房子想要流转,需要写申请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对接专业设计师及运营团队判断房子是否具有改造价值。

“包括三期的管家招募,我还没有正式开始招人,就已经有十几个人对我说,‘招管家的时候把我叫上’。一期招管家很难,就算承诺了会发工资也没有人愿意来。因为他们不看好这个项目。”

旅游扶贫六问

注:本期旅游扶贫六问中国扶贫基金会南峪村项目经理张晔完成

Q1.用一句话向目标游客为南峪村打个广告?

A1.风里雨里,我在村口等你。

Q2.旅游扶贫项目与普通的旅游项目在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等方面有什么不同?

A2.旅游扶贫项目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他是针对贫困户来做的项目,在投资的时候可能就是像扶基会引进的资源这样不求回报的投资。设计、建设和运营都要根据扶贫这个大背景来设计,也不能以贫困人口带代表这个贫困村,还要对它的整体发展负责。如果不是扶贫项目的话,可能所有的项目收益都是企业的收益,但扶贫项目对于项目营收的分配就有相应的要求,要让很大一部分收益能够用于促进贫困村的发展。

Q3.参与项目过程中最困惑的是什么时候?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时候?

A3.最困惑的时候,当然就是跟村民打交道的时候。首先我经验也不足,我也是20多岁的小伙子,也不是农村工作经验那么丰富的一个人,但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人情社会。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和村民打交道,你要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其实代表村民也可以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项目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当我再去和村民沟通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承诺什么。首先我是扶基会的工作人员,我是要坚守我的底线的,一旦承诺的东西我就要做到,所以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不会轻易承诺。那么当我看不到项目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不能轻易承诺任何东西。

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17年年底分红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刚刚工作四个月,这四个月里遇到了很多推进项目、和政府沟通等等的问题。到了分红的时候,那次年底的分红我们做得特别隆重,邀请了国务办、国家旅游局的领导和三星的总裁。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些村民,虽然当时很冷,但是他们脸上那种特别高兴的表情,充满着笑容,看到那个的时候,会觉得我做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因为真正给他们带来了效益。

Q4.这个项目能够持续做下去,你认为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

A4.管理。说白了就是人。这个项目要持续做下去,扶基会只是作为协助者,包括运营方,都是这个村庄的拐杖。我们不可能一直在这里,那么关键的因素就是村庄能否实现自我管理,当我们把这套制度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用起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那样一个人,既能把这些东西理解透了,威信又非常高、说的话有人去执行,他又是本地人,既了解项目也了解村子,这样项目不光能够持续下去,还会越做越好。

Q5. 你希望这个项目最后做成什么样子?

A5.我希望这个项目做到,等我退休的时候回来看看,首先这个村子还是乡村的面貌,但是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状态。可能那时候民宿的生意会非常好。希望这个项目能持久地做下去。

Q6.今天我们所说的贫困很多时候已经不是物质贫困,而是机会的匮乏,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你认为旅游扶贫让贫困人口脱贫之后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

A6.其实这也是扶基会一直在做的,不光是针对物质贫困,而是人的改变、理念上的脱贫。之后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是让乡村的自组织体系运行起来,社区融合体系做起来,把经济组织做起来,这是三个层面。刚才说的一系列自组织,就是需要让村庄能够自己运转,包括村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理念、是否具备了让体系运转的能力。

这个村一年挣三百万还是三千万并不是扶基会最关心的目标,只能说村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但有一种人是暴发户,有钱之后,实际支配钱的能力跟不上,最终结果就是可能还会返贫。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村民在思想上脱贫,知道钱挣了该怎么花,让村民能够自主地做更长远的打算。

手记

涞水县人极少有不知道野三坡的。在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发现野三坡这个后花园之前,涞水县人就“经常去野三坡。”“现在修了高速公路以后,原来那些小路都走不了了”,司机在去南峪村的路上对我说。

当地政府依托野三坡景区旅游产业,探索并初步形成民宿旅游带动、工商资本带动、旅游合作社带动、自然资源带动、驻村帮扶带动、龙头企业带动6种旅游带动脱贫模式。南峪村便是工商资本带动模式的代表。

事实上,京昆高速于2014年底通车后,向野三坡输送大量北京游客的同时,并没有立竿见影地带动南峪村的发展。

▲图说:南峪村鸟瞰▲

就像张晔所说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灯下黑,就是说灯得下面其实是黑的。为什么呢?因为游客找不到这里。野三坡景区发展起来之后,游客直接从高速上开车去景区了,不会注意到山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村子。

尽管与野三坡只相差一个高速路口,至少在涞水县当地人中,距离野三坡9公里的南峪村并没有沾到多少野三坡的光。在由北京前往涞水县城的顺风车上,身为涞水县人的司机和乘客一致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我们从没有听说过这个村,涞水县没有这个村吧。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南峪村“麻麻花的山坡”正在成为一家网红民宿,不少120公里以外的北京市民愿意携全家到南峪村度假,以上千元一晚的价格在“麻麻花的山坡“住宿。在隐居乡里官网订房会发现,中秋、十一期间,“麻麻花的山坡”八套小院几乎已经全部满房。

如果要探究”麻麻花的山坡“的运营之道,不难发现,无论是从以北京市民为主要客群的乡村精品民宿的定位,从保留乡土元素的房屋改造设计,还是从火盆锅、山楂汁等带有乡土元素的产品和亲切的村民管家大姐中,都可以看到隐居乡里打造的另一家网红民宿的影子:山楂小院。

▲图说:特色美食火盆锅▲

“采用最朴素的方法对农村老宅进行建造,提升它的品质,改善它和周边坏境的关系,同时解决经营和吃住方面的功能性问题,使之达到一定的舒适度。”山楂小院的改造理念,在隐居乡里运营的“姥姥家”、“桃叶谷”乃至“麻麻花的山坡”等多个民宿中,都有一以贯之的体现。

山楂小院落地后的不到三年,隐居乡里官网可以看到50多套类似的院子正在运营。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曾放言,要在未来3年建成1000个山楂小院这样的院子。

让农民成为民宿管家,不仅是资产所有者,也是服务主体,这已成为隐居乡里运营民宿的特色。随着多个民宿项目的落地,隐居乡里探索出引入政府、扶贫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的“村集体合作社+运营商+X”的多元合作模式,让参与的各方获利。而模式中的“X”具体到“麻麻花的山坡”南峪村项目,就是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民宿行业综合服务平台借宿达成“民宿战略合作计划”,向全国公开招募民宿运营方。

隐居乡里和扶贫基金会,都在探索一条可复制的乡村民宿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麻麻花的山坡”,隐居乡里打造的其他院子均位于北京的房山区或延庆区。而高品质乡村旅游在北京这个市场里,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厉新建认为,以房山十渡景区为代表的京郊旅游因靠近北京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几乎不做任何努力就能吸引大量游客,导致其十年来“差不没有什么变化”。与此同时,北京市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却在升级——一方面是对田园乡居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对吃和住品质上的要求。“山楂小院“甫一落地即成网红,除了产品自身过硬,与其占据天时地利不无关系。

南峪村既无浓厚的人文历史文化,也无具有景区开发价值的自然资源。但靠近北京交通便利、距野三坡景区仅15分钟车程,从这一点看,说南峪村是个无异于任何北方农村的普通村子,又不尽然。

南峪村项目的成功可复制吗?复制的话,有哪些限制条件?当扶基会三年的陪伴时间到期时,村民自身是否具备了使合作社继续良好运转的能力?南峪村项目对旅游扶贫项目中的几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也留下了许多仍需继续追寻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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