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是我国乡村振兴元年。规划机构从办公室走进田野；旅游企业向乡村布局；地方政府谋求产业扶贫新模式；公益组织探索可复制的乡村发展路径……旅游遇到扶贫，有机遇也有挑战。

几天前，国家领导人再谈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因村制宜，切忌贪大求快。旅游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如何防止“走弯路”？求知欲强烈的新旅界找了很多大佬蹭茶喝，也走访了很多典型的旅游扶贫项目，国庆七天，一天一篇，旅游扶贫年度调查专题陪您在思考中欢度国庆！

文/忻运

山水秀美、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近一二十年来，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乡村面貌被任意改造，传统村落面临快速消失的困境。中国自2012年起抢救性地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住建部分4批将4153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在贫困地区分布相对较多，贫穷仍被认为是传统村落保护的最大困难和许多问题的根源。因此，旅游扶贫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存在较多的契合点，但生硬的旅游开发，会对传统村落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团队，正在探索具有可操作性、契合当地情况、集聚多方力量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是团队成员之一。卢晖临在历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与社会学方法论领域有相当丰厚的研究积累，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乡村变迁。

从社会学角度，卢晖临为旅游扶贫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视角。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

新旅界：如何理解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的贫困？

卢晖临：现在的贫困问题，最主要还是发展不均衡的后果。这种发展方式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以城市为中心造成农村的生计空间不断被压缩，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使得在各方面相对弱势的人处在比较落后的境遇中。我们今天看到的贫困问题，主要分布在农村、在身体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相对薄弱的人群中间。

新旅界：传统村落选择发展旅游产业脱贫致富，这其中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卢晖临：传统村落一般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无论是建筑、空间还是保留的民俗及生活方式，都有一些传统元素。这些村落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可供开发的潜在旅游资源，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发展机会。传统村落基本是农耕文明产物，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式之下，村庄按原本的生计方式，发展升级空间越来越窄，旅游确实是一个新的方向。这其中也有很大误区。

传统村落的发展，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对于村民来说，最急迫的是要解决眼前的生计。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符合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的长远目标的角度，还是从村庄长远发展的意义来说，是把这些村落所保留的传统在新时代里激活和发扬光大。

应该说，旅游一开始可以起到比较积极正面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一个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传统本身处在走向自然衰落的过程中。这时候旅游的介入，帮助我们把传统的民俗和生活方式挖掘得更丰富、完整，展示给外面的人，能够增强当地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的理由，把民俗从村民原本的生活当中脱离出来，把原本嵌在村庄的大生活体系中、为村民服务的民俗剥离出来，一遍一遍围绕旅游和创收的目的去展示给外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民俗里面所保存的传统精神实际上是在不断萎缩的。所以说，旅游和传统村落发展的关系实际非常复杂。

善用旅游资源，围绕旅游为村庄带来更多经济收益，再通过经济收益进一步强化村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强化村民自身生活的主体性和自成的格局。如果往这个方向走，旅游就会发挥比较好的作用。但是如果不能紧紧地抓住这个目标，到最后，正在衰落的传统可能本来只是自然衰落，旅游开发反而加速了真正的传统的消亡。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旅游开发的村庄，到最后都是有传统之形而无传统之实。很多表演纯熟的仪式，实际背后本来应该彰显的传统精神是缺失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都像民族村里的佤族人那样表演甩头发，会怎么样？这个仪式实际上完全和当地的生活生产系统脱离了。

新旅界：传统村落及其背后的传统精神，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卢晖临：本来对于城市和农村来说，旅游做好带来的益处，是双向的。城里人某种意义上离传统的东西已经比较远了，他到村里旅游，给村庄带入资源，在这里住宿、消费，能够帮助当地百姓解决生计问题。另一方面，城市游客可以在这里接触、了解、体会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出现的、或者说已经非常稀缺的传统，进一步去尊重和学习这些传统背后所彰显的精神。

但旅游做不好的话，一方面村庄既有的传统会被加速毁掉，另一方面城里人最后到这里也只是猎奇和观光，不能真正地去了解我们曾经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去体会这样一个村庄幸福的、高质量的生活，会失去学习和被教育的机会。

国家现在倡导传统文化，近十年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这个大背景，是我们要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中找到支撑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大国有几千年历史，很难想象只是引入某种生产方式或是现代经济组织，就可以让这个大国实现所谓的现代化。

在这个大背景下你就知道，传统村落的意义不仅仅是对生活在传统村落里的人而言，它还可以让城里这些逐渐远离了乡土和传统的人有机会去体会和了解，去学习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让我们未来的社会重建可以多一些选择。

新旅界：如何在现代社会里让传统得到激活和发扬，但又不失去其根本的内核？

卢晖临：传统不是人为定义的东西，没有人可以用一套方式保证中国传统是千年不变的。包括我们现在所理解、所认为的中国传统的内核与实质，其实也是我们对于历史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我们认为的传统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之下的历史选择，基于过去的技术、条件、人际关系而表现出的一种行为方式。

你会看到虽然很多东西变了，人们从乡村搬到城里、人口也高度流动，有些东西仍然保持了很强的韧性。这些东西是我们从历史中观察到的、认为可以让中国人有别于欧洲人、美国人或者日本人的一些特点。

没有人有权力来定义传统，或者让传统不变。传统的变化是正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它要有革新。但是我们说传统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凭空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一个新的基础，不可能马上长成参天大树，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规律上来讲，这是不成立的事。这棵树一定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壤中吸收养分。

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新旅界：农村很多现代化的变化，也是出于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部分旅游扶贫案例，虽然体现传统的方式是比较形式化的，但的确起到了较好的扶贫效果，对于这一点该怎样理解和看待呢？

卢晖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经济发展只是其中一维。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经济发展、文化自信、和谐的社会相处之道、健全的社会组织等等，不能仅以经济收入来衡量。

对于处在贫困中的人群，提高收入或许是现阶段最核心、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需求，这时候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村民的收入上。但还是要评估其它方面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这个后果是使得原有的民族特色、原本这个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东西都受到破坏的话，那有没有能让当地人收入得到提高，或许慢一点，但从整体多个维度来看，对于村子更好的选择？

以生硬的方式开发旅游，破坏一个村落团结的氛围和原本的生活方式，这个代价到底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需要思考的。可是人一旦进入旅游开发进程中，他的选择空间就会非常有限。过度的旅游开发，当事人回头再看的时候，实际也会感到很无奈。他会意识到有很多东西和过去不一样了，丢失掉了，也回不去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设计者也好、协助者也好、政府部门也好，在这方面就要非常慎重和小心。在听取当地人意愿、协调多种需求的前提下，把不同的方案展示出来，寻找一个多数人在结合眼前、中期和长期的需求、充分考虑之后可能会做出的最为合理的选择。

新旅界：传统村落保护性发展项目实践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卢晖临：今天的村庄，它里面的人群并不单一，人们的诉求也不完全一致。今天的村庄里有留在村里的人、已经比较固定地常住在城镇的人、外出打工经商的人，这些不同的人关于村庄发展都有一些自己的期望，他们在村里拥有的资源也不完全平均。今天的村庄也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空间、高度分化的人群，怎么在里面寻找一个公约数，来形成一种新的合作，实际上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除此之外，今天面对一个传统村落的时候，还有多方的力量。来自政府部门的力量，包括县政府、乡镇政府、村支两委，外部有一些瞄准旅游开发的资本方。我们要在这多种力量中间寻找一个空间来实现符合村庄长远利益、兼顾村庄多元人群的诉求的最优方式。

如果我们今天只保证了其中一个单一的目标、强调某一方，甚至最理想的说法，符合了村民的最大利益，整个规划项目可能就难以实施，所以还是会做一些平衡。我们的方向很明确，一定希望以村庄为主体，让村民获利，同时符合国家传统村落保护这样一个更大的目标。但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要考虑多方力量和不同的诉求，寻找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

成功案例的共性

新旅界：传统村落保护里相对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一些共性？

卢晖临：从我们的角度看，成功案例的共性，都是村庄本身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动员，村庄与村民的主体性得到确定。这种情况下，村庄的社会自组织比较发达，自身有比较强的动员能力，能够通过协商去解决村民内部的一些分歧。

刚才提到，村庄本身人群的诉求也是不一致的，如何从中寻找公约数，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村庄自身的习俗规范。村庄有他自己的一套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从外面只能作为推动者和协助者。你会看到相对比较成功的村庄，基本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当然他也需要外界的一些投资，外界的宣传和资金的投入，这些实现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像京郊的古北水镇，从商业上讲是成功的，但司马台村的村民和它早就没有关系了。整村的人都已经迁到周边去，每次经过司马台村的时候他们会说，噢这个是我的家，但古北水镇的成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采用以村民为主体的方式来发展，仅仅从收益上也许达不到现在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村民能够得到的东西更多。现在能够看到的效果是，村民搬到了开发出来的新司马台村，每个人在那里分到了一两套房子，这可以理解为物质收益。从长久的经济效益来看，古北水镇也的确带动了周边的一些民宿。

但更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司马台村作为原本的一个共同体，经过搬迁之后，很大程度地被削弱了，村庄原本内在的有机的整体被打散了。但古北水镇至少商业上是成功的，村民还是能够有所得益，而有些地方则连物质收益都非常有限，同时付出很大的社会代价，那当然是最失败的情况。

新旅界：以村民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会慢一些，是否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

卢晖临：政府的关注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受到政府关注意味着政府也会投入，政府一旦有投入就会有要求，希望尽快出成果。那么什么样的方式见效最快呢？引入大资本就是最有效的方式，它可以马上建起很多旅游设施，做很多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效果很好的民俗表演，但实际也有可能遏制了这个村庄建立起内在的主体性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完全没有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完全靠村庄自己摸索和努力，在今天很多地方也不现实。所以政府可能也需要思考，他的支持和关注怎样能真正对传统村落里的人有利。

新旅界：资方对于回报也有要求，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影响？

卢晖临：今天传统村落的发展，哪怕这个村子已经建立起内在的主体性，也不太可能完全离开外来的资本。资本总是逐利的，这很正常。但当村庄的主体性确立、当你有一个比较完善、强大的组织架构之后，你就可以和外来的资本博弈。在村庄没有建立主体性的情况下，村庄无论是眼前的收益还是中长期获利的机制，都会被压到最低，这是注定的结果。如何让资本变成更友善的资本，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庄自身的地位。

当村庄自身的谈判能力也建立起来的时候，村民不会为了一点眼前的物质收益就把自己的生活和家园牺牲掉。实际上很多乡村旅游开发的结果就是从当地人的家园变成了外人来旅游、观光、猎奇的所在，这是很多甚至商业上很成功的传统村落的命运。

但是如果一个村庄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慢一点，通过这个过程看到村民自身的生活在变好甚至变得多姿多彩、更加丰富、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同时收入也跟随主体性的建立在提高，自信心在逐渐增强，那么最后在生活与物质收益这两个目标之间，村民会有一个更合理的排序。

经济收益本来是一个工具，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生活，但是吊诡的是，往往在收入非常低下、处在匮乏状态的时候，人会把这个工具当成是目的。这也是我们团队在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