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家公园，很多人知道这项制度起源于美国，1872年，美国成立了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新浪潮。通常在人们的理解中，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奇观和生态环境，但实际上，美国建立国家公园的行动一开始就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动机”。

美国国家公园的双重意义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作为新大陆，美国独立后一方面接续旧大陆的文化，另一方面和旧大陆相互鄙视。在欧洲人眼里，美国是一片荒蛮之地，粗野简陋，文化沙漠，欧洲人为其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宏伟的城堡、庄严的教堂和精美优雅艺术而骄傲。但在美国的清教徒移民们看来，宏伟城堡、大教堂是封建领主和神权压迫的象征，精美艺术是腐朽贵族的奢侈趣味。美国的文化精英们寻求建立自己的文化符号，和旧欧洲区别开来，并以此凝聚新大陆人民形成“国家共识”。

荒野是新大陆上显著有别于欧洲的特色，美国的荒野广袤无边，象征着辽阔和自由，没有压迫、充满机遇。讴歌荒野、敬畏荒野，成为美国的文学传统，如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悬挂于美国国会大厦的著名油画《黄石大峡谷》。当时美国地广人稀，地价低至10美元64公顷，吸引大批移民拓荒，形成一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小农场主。据统计，高峰时间美国中小农场家庭占总人口比例约80%。由于政府力量薄弱，这批农场主自己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自己组织生产，自己持枪保卫自己，万事不求政府，也不需向联邦政府缴税。由此，美国人形成了独立、开拓和自信的民族性格。

美国黄石大峡谷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例如美国对私有财产权的绝对尊重，源于拓荒时代个人或家庭财富全靠自己打拼，政府或其他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无权染指；美国人对持枪自由的迷之坚持，源于当时地广人稀、治安力量薄弱，枪是公民自我保护的最大仰赖，进而带来自信和权利感；美国人的弱中央、强地方的自治模式，也是拓荒时期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不受联邦政府管辖，联邦政府大可关门停摆，公民自己选举的社区委员会、县政府、州政府管理绝大部分事务。

崇尚自由、个人主义和基层自治，是荒野和拓荒直接塑造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性格。美国的精英们深知这一点，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讨论荒野对美国文化、道德和国家自豪感的本质性影响。随着美国的西进运动，荒野急剧缩减，1872年美国政府颁布《黄石国家公园法》，开始着手保护荒野。当时尚没有现代旅游业，也没有环保主义思潮，美国保护荒野的动机绝大部分出于文化和审美的自觉。此后保护荒野的意识和行动进一步增强，时至今日，美国国家公园80%的土地实际上是荒野，并颁布有《荒野法》，全国有760处国家荒野区，不少荒野都保留了拓荒时期的历史遗迹。

穿越荒野的美国66号公路

因此，美国的国家公园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保护自然生态，又是保护国家文化符号。相比之下，中国当前的国家公园，如三江源、东北虎豹保护基地、祁连山、大熊猫保护基地、神农架等，主要意义是保护自然生态和动植物多样性，并不具备多少文化上的意义，也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国家共识和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

所以，我们需要在国家公园之外，另行建设一套国家文化公园。首批国家文化公园选择长城、大运河和长征，也有着深刻的原因。中国建立国家的过程和美国完全不同，也因此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性格。美国人独立、自由、不信任政府，而中国人崇尚秩序、强调集体，并且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中国的文化基因

形成这种差异，源于中华民族的性格诞生于集体劳动和公众工程。中国的农业文明诞生之初，面临两大挑战，战争和生产。当时农业文明脱胎于狩猎文明，但狩猎文明并非自然转化为农业文明，而是双方在同一片土地上激烈的竞争，农业文明通过修建城郭抵御对手，并且集体开荒提高生产，储存粮食，相比居无定所、无法储存粮食的狩猎文明更稳定，因而更有优势，逐渐将狩猎文明驱逐、消灭和同化。修建城郭、组织生产、兴修水利，都需要集体劳动，需要高度的组织化和秩序。后续，农业文明不同团体之间彼此斗争，竞争压力进一步升级，公共工程和集体劳作更加复杂，组织化和集体秩序进一步强化。《诗经》中大量脍炙人口的篇章，其实就是集体劳作和行军的口号。

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建立，这种大规模组织能力发挥到极致，修建宏伟的长城抵御外族，大规模兴修水利提高生产。古代的农业生产水平和水利设施高度相关，水利越发达，粮食产量产出越多，供养的人口越多，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远多于欧洲，正是由于中国发达的水利设施和农业技术水平。由于农业发达，导致人口增多，又进一步要求提高农业产量，因此中国人将农业精耕细作发挥到了极致，农业生产管理及其精细，例如费孝通《江村经济》中描述，当地村民的水田，共享一套水利灌溉设施，构成了“灌溉共同体”，336亩土地为一“堇”，一“堇”有15架水车，每架水车有一个小队，每队有一个队长，15队有一个总管理者统筹安排，需要灌溉和排水的时候，总管理向15个队长发号施令，队长再组织小组成员轮流劳动。小组之间亲密无间、互帮互助。有时为了赶时节，不分田是你的我的，共同耕作。

费孝通《江村经济》（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样配合紧密、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劳动方式不可能诞生出来个人主义的文化氛围，也不可能出现怀疑集体、怀疑组织的国民性格，更不可能产生私有财产权绝对不容侵犯的观念。唯有对集体力量的信任和对秩序的遵从。集体劳动不仅实实在在的提高了生产能力，还加深了成员彼此之间的感情链接，以及集体对各成员命运的关怀和义务，邻里、亲族、乡党互帮互助承担了社会保险的功能。中国古代以儒家为根本价值观，并不是源于皇帝和朝廷的大力推行，而是儒家强调的秩序和道德观，和中国集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最为契合。

可以说中国诞生于“集体”，这种“集体”的影响至今仍然强大，例如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目光长远的发展计划，惠及全民的各项公共设施，不放弃任何一个国民的全面脱贫计划，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长城和大运河绵延千万里，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集体工程，又是集体力量的最佳展示，同时串联东西和南北，是中国重要的国家象征，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公园，最能揭示国民性格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长征作为另一个国家文化公园，清晰的展示共和国诞生的过程，也展示了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坚韧和不屈不挠，这也是一个集体缔造的奇迹。

只有真正了解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存在显著不同，才能真正建立文化自信。当今，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进步，民族自豪感空前提升，一些人急切的对比中国那些方面优于国外，总结了网购、高铁、5G、手机支付、共享单车等多项世界领先的成就。但其实一个民族真正的自信，不是建立在眼前的成就上，也不需要对比，对比之后发现自己领先才相信也不叫自信。民族自信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历史的高度认可至上，对传统的自豪感之上，哪怕眼前有所落后，也高度信任自身的文化，这才是民族自信。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阐述我们国家和民族诞生的过程，了解我们的先民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才会深刻的爱上这片土地和人民，爱上我们自己的文化。

贵州赤水河谷旅游公路（来源：贵州省人民政府网）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来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过去，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各地将旅游资源作为创收工具，将旅游产业作为经济产业。事实上，旅游，尤其是游览国家名山大川、历史古迹的旅游，具有培育爱国情怀、凝聚国家共识、激发民族自信的作用，应是国家提供给国民的福利，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用国家财政将本国这类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养起来，以国家公园、历史公园等方式开放给国民。

如今，中国也具备了这样的经济实力，也将贯彻这样的方针。过去，中国的旅游业是“买卖”，想看本国的神奇山水？交钱吧。想看老祖宗遗留的宝贝？交钱吧。想更深刻理解本国和本民族？交钱吧。今后，随着这一批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旅游业一大部分将变成公益事业：我们国家有令人自豪的壮丽山水的厚重文化，快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