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ber担任过管理层、经历过2014-2015年打车市场的极度疯狂的王晓峰，成为摩拜CEO后估计对过去一年共享单车市场的“失控”（Out of Control）也感到始料未及。摩拜的最大竞争对手OFO创始人戴威说得很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现在走过的捷径，未来总会绕回来的”。

王晓峰和戴威很可能都会承认，摩拜和OFO走了捷径：资本迅速催大单量，一轮又一轮的资本接力游戏，使共享单车这个需要慢慢培育的市场迅速变大变味。此前两年，滴滴也走了类似的捷径，现在正在痛苦地补课。需要问的是，摩拜和OFO所代表的共享单车玩家们走了捷径，什么时候会绕回来？

有人会说，滴滴绕回来补课，是因为不合理的监管阻碍了创新；这样的观点，并不合情合理。公共交通，政府需要照顾和服务到所有公众的利益，天然左右为难。在滴滴出现之前，公众很多时候不满；滴滴出现之后，很多公众也不满。滴滴服务的是特定用户，政府服务的是所有公众，立场不同做事方式也不同。在公共交通领域，以公为主是合理的解决方案。

这不是从体制内挖几个人来做政府关系就能解决的事，从体制内引入部分投资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帮助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协助政府解决交通问题，这些事情都可以做；而一旦越过政府，实际上代行了公共管理职能，而又以赚钱为目的时，滴滴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在公共交通领域，滴滴们遇到的事情，摩拜和OFO迟早也会遇到。在摩拜、OFO未出现太多交通事故之前，在摩拜、OFO未赚钱之前，这个根本性的矛盾不会爆发。解决公共交通问题，政府需要考虑各方利益，只能慢火细熬；而共享理念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在整个国民素质提升的基础上，也是长远工程。所以，无论是滴滴，还是摩拜、OFO们纵然有价值有理想有情怀，也显得太操之过急，遭遇监管是必然且合情合理的，何况这些企业本身有太多需要规范的地方。

企业逐利，资本更加逐利；实际上，共享经济这个很好的理念，被心急的资本扭曲了价值。过去几年，资本机构催促创业公司以快为第一准则、以单量为唯一衡量标准；投资人，本应是站在创业者背后，却纷纷走上前台指手画脚，甚至公开介入各种公关骂战。金沙江朱啸虎（OFO投资人）和熊猫资本李论（摩拜投资人）就站在了前台；理解投资人逐利，不求所有投资人都是价值投资者，但中国投资圈近几年急功近利，确实更像是投机而不是投资。

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投资大环境下，近年发展迅速的美团点评、饿了么、滴滴、摩拜、OFO等公司，它们的股东群，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一群已经上船的投资人们，极力叫卖拉拢更多的投资人进场；击鼓传花，新入场者很快加入了叫卖阵营。名义上，各企业创始人们还控制着公司，但股份过度分散，股份不到10%的年轻创始人们，在市场好的时候还能立住脚，一旦市场变差将位置不保。

不仅一个滴滴投资人私下抱怨：上了“贼船”，不知道如何下。越近入场的，抱怨声越大。摩拜和OFO们上演了和滴滴一样击鼓传花的融资故事：融资轮次连绵不绝，以融资事件驱动PR，估值上去了下不来。Uber和滴滴已经成为科技互联网领域一级市场的两个最大泡沫；摩拜和OFO们有价值，估值上得很快，也同样会上去了下不来。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打上了阿里系或腾讯系标签的美团点评、饿了么、滴滴、摩拜、OFO等公司，已经沦为任人摆布的棋子，早就丧失超越BAT的机会，也丧失了基业长青的可能性。它们面对市场竞争，以为自己在进行的是全局战争；但实际上，摩拜、OFO们眼里的全部只是巨头眼里的小局部战争，腾讯和阿里并不在乎摩拜、OFO们成为炮灰。

在局部战争打得激烈的摩拜、OFO们，最终难免接受合并的结局；合并后会猛然发现，更强的竞争对手来自于有产业背景的其它玩家。滴滴合并快的和Uber，却干不掉神州、首汽、上汽等玩家；摩拜和OFO，短期的敌人是彼此，长期来看敌人来自别处，并且十分强大。

回到源头，摩拜和OFO注定只是满足特定用户的特定需求，并且比滴滴运营难度更大。用户数和需求量都不小，确实可以支撑较大的想象空间，但如果以用户+流量的逻辑去做估值，它迟早会被更低的流量洼地所侵蚀。滴滴有巨大流量后，商业模式上并没有大的突破；指望摩拜和OFO在商业模式上突破，谈何容易。

所以，不要过于指望通过大数据+业务突破来盈利。当然，以生意的思维去评估摩拜和OFO，靠骑车收费也是有可能实现盈利的，但十分考验两个团队的运营能力，同时考验整个国民素质。无论PR上如何宣传技术驱动，本质上来说，摩拜和OFO是运营驱动的公司，注定苦逼，最好的学习对象是零售巨头沃尔玛和亚马逊。而强大的运营能力，更加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的。

至于国民素质有可能带来的困难，用技术能解决一部分。历来倡导善，做好的引导，都不容易。只是，摩拜和OFO们，自己别陷入矛盾：一方面倡导更高的觉悟和情怀，另一方面自己又过于急功近利、助推了人性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