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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宏与哈佛大学师生对谈: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水乡的启示

2018-02-05 15:20:30  新旅界 陈向宏

“一个好的地方,不怕你不来,只怕你不再来。”

“如果乌镇有学习价值,要复制的是这种尊重历史文化、从本地实际出发、不教条、敢创新的对历史街区保护的认真的长远态度,而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纯粹是为了旅游发展而去对一个原有的古镇结构进行一些简单改变。”

“一个好的地方,不怕你不来,只怕你不再来。”

“除了旅游业,乌镇现在也在努力做两大产业:一个是文化产业,还有一个是互联网产业,我们已经准备建乌镇互联网产业园。”

2018年1月7日,陈向宏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师生在乌镇进行了一场交流会。在这场交流会上,陈向宏与哈佛师生讨论了一个与生活相关的问题——小镇建筑与人、建筑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为此次交流会摘录第一部分,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主要为陈向宏关于“乡村与城市”的主题演讲;二是主要为陈向宏与克莱顿教授的对话。

“乡村与城市”主题演讲

乌镇是我的家乡,爷爷、奶奶、爸爸都生活在这里,我对乌镇很熟悉,但是这种熟悉仅仅停留在童年时期。今天我们第一个主题是“乡村与城市”,我们中国前几年有一句流传在老百姓之间的俗语是“各个乡村像城市、各个城市像乡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几十年来,乡村与城市急剧发展、工业化高速发展、城市高度扩张带来的后果。

在中国,至少在前20年,我个人认为,我们对乡村发展的重视是不够的。曾经认为高楼大厦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水平、代表着城市扩张的水平,但是在今天,从高层到广大的老百姓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19大上提出来要重振乡村。

乌镇是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我用两句话来概括它的兴衰:它是因水陆的兴起而繁荣,因公路建设的形成而衰退。读过《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生都知道,像乌镇这种在上海周边的江南小镇,以前都是农业小镇,上海开埠以后,有很多舶来的工业品从上海港运进来,周边的小镇成为第二售卖地,同时把当地农产品(棉花、茶叶、丝绸等)收购起来出口到国外,所以形成了若干个围绕着上海的这些繁荣的江南小镇。

乌镇这个小镇鼎盛的时期有十万人,1999年我回到家乡开始保护的时候,常住人口不到一万人。记得很清楚,当年下午五点镇上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走在老街上我听到的都是木门板关着,传出老人在看电视、听收音机的声音,很萧条颓败的样子。这种迅速衰退我认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或民众对古镇不重视的问题,而是应该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的历史背景中间来考虑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间,曾经长期处于一个农业社会。乌镇也一样,乌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一元社会的小镇。小时候乌镇最热闹有两个时段,其中一个是早市,所谓的早市,天还未亮,农民把家里的东西拉到街上来售卖,喝完早茶回去干农活,这个镇有一部分是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商人及各种手工艺者。乌镇产生了中国很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木心。为什么?我们不像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到处去冒险、经商,这里的人奉行“父母在,不远游”,江南小镇没有自然灾害,人们的生活很富足,家长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念好书、学好琴棋书画。

80年代以后中国急剧发展工业化,兴办了大量的低水平的企业,比如这个镇上有啤酒厂、电风扇厂、油厂、丝厂、米厂、铁锅厂等,这个镇曾经是这个市国有工业企业、集体工业企业最多的一个小镇。进入90年代以后,这些厂大量倒闭,全镇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下岗工人,所以乌镇也是我们这个市下岗工人最多的一个镇,是很贫穷的一个小镇。最初政府派我来的,就是期望通过旅游来寻找这个镇新的发展思路。

我在以前跟建筑师交流经常说到一个话题:对于乌镇这种历史风貌缺失、大量破败民居建筑亟需成片保护的江南古镇,什么是最重要的?可能建筑师认为建筑是最重要的,原本斜的房子必须是斜的,原来已经破的房子不能再破下去,新修的要看出新修的痕迹,即所谓的可读性。对我们团队来说,这些也重要,但我们面对的是大量的实际问题。首先要募集到一大批的资金,这不是政府能够给的,而是自己要面向社会募集、向银行借的,然后必须可以通过经营回收偿还的。第二要明白我们不是去保护一个建筑,而是保护一个镇、保护这个镇的未来,是为了这个镇老百姓再次发展寻找到一条好出路。所以我这里捉到一个很重要的词“重塑”。因为我个人觉得整个社会变了,已经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已经从一个仅仅只有水陆交通变成公路交通;生产力变了,生产关系也变了;最主要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

这里讲到一个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以县级城市为主要基础单位。我小时候,乌镇有很好的医院、小学、中学,我们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就诞生在这个小镇。而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镇高中已经搬到县城去了,最好的老师、学生也到县城去了,医院也搬到县城去了,所以这个小镇上只要有一点经济实力的人都会搬到县城去住,而不会再留在这里。

这里还触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敏感的话题,在欧美,所有建筑的产权都是不会变的,除非售卖,但在中国不一样。在50年代,我们做过一次房改,不管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按照户籍的人数重新分配人们的居住面积。就像我们家一样,产权依然有,但是由原来是一幢房子,变成楼上是我们家的,楼下的是另一户人家的。由原来是一个宅子住着一个家族分成了所谓的大杂院,有十几户人家,每家每户要新建自己的厨房、卫生间,所以整个建筑格局是混乱不堪。

这种产权混居的状况,不仅每家每户自成单元改造了原有传统民居的居住格局,而且多家诉求、条件不一样,对居住的老房子没有感情,人均居住面积极其小,房屋质量已经破败到极限。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一个谨慎的、逐步探索渐进为主的一个保护方法。它主要体现在第一强调整体风貌为主,第二强调可持续性,不能说保护完一个建筑,就没钱干不下去了,或是说保护完一个街道,就做不下去了,我们必须要建立“保护→发展→再保护”的良性循环。

1999年,我选择的不是西栅,而是东大街,乌镇有四条大街,东南西北,还有一个中市。原来有一个规划是同济做的,东栅保护规划只做了200米长的街道,以节点保护为主。我是无知无畏,胆子特别大,我们做了1300多米长的东栅老街,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保护的盆景,而是想做一片街区,所以1999年开始自己画图纸。

我们东栅保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帮老百姓修厕所。原来这么长的一条东大街,只有三户百姓人家是用抽水马桶的,另外都是用马桶尿罐,第二天就把所有的排泄物倾倒在河里,我记得有一次在河边撑着船走,回去我没吃下饭。我们挑了一个厕所样板,最简单的配置,600元预算,抽水马桶是我在建筑市场挑的唐山市造的抽水马桶。我跟老百姓说,不要你们出钱,我帮你们家家户户修一个卫生间,我的条件是从此你们不能把粪便倾倒在河里。然后我们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包括高压线、低压线的落地(因为原来的电线都是一段一段的,经常发生火灾),包括污水管道的排埋,包括消防报警系统、雨污分流系统的安装,这些花了很多的钱。

第二步我们开始了“以旧修旧,修旧如故”,就是对民居建筑的修缮工作。这建筑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有的老的民居建筑,另一部分是已经破败的,七八十年代老街上拆除老房子新建了大量的丑陋的混凝土建筑。对第一类的建筑我们采取了原样修复的概念,修旧如故,用了旧木材、旧石头,我们把周边所有人家废弃的旧石头都收购回来。对第二类建筑我们做的是减法,动员老百姓把它们拆掉(包括七十年代建的一个百货大楼),这遭到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反对,说怎么可以把新建的建筑拆掉,他们把七八十年代的建筑称为新建筑。我们将这些建筑拆掉了以后,按照周边前后建筑风貌的要求,重新续上去,就是把原来一段一段的建筑连起来,重新恢复街道的肌理。

现在在入口处你们看到的财神湾一带的建筑包括河埠,就是我2000年自己画的修复方案。整个工程很快,用了一年的时间,在2000年完成了工程。当时是一个疯狂的计划,所有人不理解,花了一个多亿,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不是政府投的,是我所在的股份公司投的,钱是借来的。很庆幸,我们2001年开放以后,第一年的游客量超过了100万,我们公司和老百姓的收入都很好。所有来乌镇的游客都感觉到这个镇比去过的任何一个镇风貌更好、整体感更强、文化氛围更浓。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想讲我们的冒险故事,我把时间留给克莱顿老师,我只是想说大家都是学建筑的,会面临更多这类保护的个案。乌镇是我的家乡,我对它怀着的可能不是一个建筑师的情怀,我爱我的家乡,愿意为它冒险,但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个人创作,也不是仅仅“商业开发”的逻辑解释所有发生的一切,更像是一场真刀真枪的实战。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们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天说出来看似很平淡,其实我们经历了无数的不眠之夜。今天第一部分就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与Clayton Strange教授的对话

Clayton Strange: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讲座,我觉得您的理念不仅在中国,在其它任何地方都非常有借鉴性。在美国和中国都进行过的城市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前我们对现代化的理想是工厂,现在我们对城市化的理想是高楼大厦。在我们对城市和高楼大厦向往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对农村生活和乡村的关注。这件事情同时在美国发生过,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更快,所以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使村落还仍然存在,但是由于这个大型的工业和商业的系统已经侵入,现在生活在农村也要考虑被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能同时在保证乡村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同时,可以很好地和现代的系统和工商业体系去结合?很多地方认为旅游是一个解法,我的问题是您是否认为乌镇是一个可以被复制的样本,即使是到一个并不像乌镇风貌的地方?

陈向宏:我个人认为,如果乌镇有学习价值,要复制的是这种尊重历史文化、从本地实际出发、不教条、敢创新的对历史街区保护的认真的长远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纯粹是为了旅游发展而去对一个原有的古镇结构进行一些简单改变。我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今天评判乌镇,从旅游来说它确实是成功的。这么小的一个镇,它的旅游收入效益已经排在中国的第一位,超过了黄山、峨嵋山、桂林、西安、丽江等,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标准。中国这么大,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老百姓的想法差别很大,包括我们作为操盘手都不一样,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法去做,所以我平时就很反对“乌镇模式”这个词。事实上从1999年来,将近20年的时间,乌镇本身的保护仍处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

从旅游方面来说,东栅是做一个观光的旅游,西栅是做一个度假的旅游,这是完全不同的做法。从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说,8年前我们做了乌镇戏剧节,在继爱丁堡戏剧节、阿维尼翁戏剧节后,乌镇戏剧节现在成为世界公认的三大戏剧节之一。我们还做了当代艺术展、做了各种重大的文化艺术活动,包括上级政府确定乌镇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我们是把乌镇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来考虑它的下一步定位。我对自己说,没想清楚的事情就别做,所以到今天为止,乌镇还有两条老街——北大街、南大街一直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然我希望由我的继承者来完成,我希望他们比我做得更好,因为我知道一个简单的模仿,就像女孩子嫁人一样,嫁错了是没法回收的。

Clayton Strange:我觉得您是谦虚了,您把这个地方经营得非常好。我今天早上听到我们同学当中有人说他们非常想要回来,衡量一个项目好坏的标准,就是这个项目是否有人愿意再回来。

陈向宏:我非常赞同。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好的地方,不怕你不来,只怕你不再来。

Clayton Strange:回到我之前的问题上,我们会对这种乡村生活有一种印象,大家会回来体验乡村生活,即使他们现在不再生活在乡村。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乌镇这种在商业上的成功,您有没有大的计划,如何把周边居民和镇民做经济上的通盘考虑,让他们参与到乌镇的进程上来,还是您有对他们未来更大的策略?

陈向宏:我到乌镇20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还是乌镇镇党委领导,从2000年开始到2007年,我一直是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当然我会更多考虑这个镇的老百姓发展。第二个阶段,2007年后,我辞去职务,专心做企业工作,但是刚才说过我是乌镇人,我更多也会考虑到乌镇居民的发展。

我跟你们说几个数据:

①乌镇居民的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在我们全市是最高的二个镇之一。

②乌镇的服务业税收也是全市最高的。

③2017年我们旅游公司上交给国家的税收是2.65亿元。

④这个镇上有超过一万个床位在经营,有数万人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职业。

⑤我们乌镇旅游公司差不多有4500人,当中有一半是当地人,你们看到西栅里面的船夫,以前都是捕鱼的,后来没有鱼可以捕,就上岸了,现在重新摇船。

从某个程度来说,我们企业跟老百姓一样也是纳税的人。我现在不能代表政府讲话,但是我们的社会责任还是有的,就是我们必须把旅游做得更大、更强、更好。2017年乌镇有一千万的游客,作为乌镇人,只要肯认真、肯劳动、肯付出,生活绝对没问题。当然,目前也不是100%的人满意,也有人骂我,说为什么不直接把公司里赚的钱分给他们。

除了旅游业,乌镇现在也在努力做两大产业:一个是文化产业,还有一个是互联网产业,我们已经准备建乌镇互联网产业园。乌镇有1300年的历史,我经历的仅仅只有20年,我希望20年以后还会有更美好事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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