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6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苦行僧乐僔云游至敦煌，忽见鸣沙山金光万丈，如现万佛。折服于这般奇景，乐僔就此结茅，在大泉河谷凿下第一个莫高洞窟。自此，敦煌莫高窟开启了长达1650多年的兴起、废弃、重现的跌宕命运。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外国列强对莫高窟文物的巧取豪夺一方面构成了中国人“百年屈辱”叙事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也让敦煌的文化、历史、艺术价值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于1951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再于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目前，敦煌研究院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的管理，是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

近年来，随着民众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日益浓厚，敦煌研究院不断通过展览的方式让无法亲赴山高水远的莫高窟的公众得以在家门口了解敦煌文化。继2015年于喜马拉雅美术馆举办的“敦煌：生灵的歌”之后，又一个敦煌特展来到了上海。日前，“觉色敦煌：1650敦煌大展”于上海宝龙美术馆开幕，该展由敦煌研究院主办。敦煌研究院遴选出200余件展品，通过“时光”“如是”“世相”“人心”四个板块，系统回顾敦煌莫高窟1650余年的历史，向观众介绍莫高窟的起源与开凿过程、佛教艺术、古代建筑、服饰、妆容、歌舞及社会生活。

同为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特殊地位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近年来凭借文创开发、纪录片、综艺节目、跨界合作、文化活动“上元之夜”在互联网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一跃成为中国的顶级IP。我们不难看出，敦煌研究院也在朝IP化的方向前进，此次“觉色敦煌”特展就是其中的一次重要尝试。此次展览是如何讲述敦煌故事的？在商业IP开发和遗产保护、文化传播之间如何保持平衡？敦煌莫高窟目前的修复保护情况如何，在文物日益脆弱而游客热情日益高涨的当下如何给予游客更好的体验？在展览开幕前夕，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策展人涂宇庆、青年佛像雕塑家蒋晟接受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展览现场：佛教艺术的隽永与世俗生活的趣味

进入展厅，观众立刻就能感受到“觉色敦煌”特展的特殊之处——现场布置了3000平方米的超大沙漠展区与近万株敦煌沙漠植物，木板栈道指引着观众前行进入展览深处，草垛休息区点缀其间。移步换景，观众仿佛穿越到了西域沙漠。据策展人涂宇庆介绍，展览旨在为观众带来“一镜到底”式的观展体验，“我们要展现的不仅仅是敦煌的作品，而是把展览本身当成一个艺术品。”

展览首个板块“时光”介绍了敦煌石窟的建造历史，包括首次系统展出的敦煌供养人系列展品、敦煌塑像营建和壁画绘制分步图解，以及部分敦煌标志性壁画塑像摹本。“时光代表的是莫高窟发展的物理基础——供养人、洞窟营建过程——这些都是实实在在（莫高窟）存在的基础。”

“如是”板块介绍了敦煌石窟的宗教内涵，展出物包括一座按照“1：1”比例复制的洞窟及陈列于镜厅内的9尊“蒋家班佛教造像”雕塑作品，形成了古与今的微妙张力。涂宇庆表示，此次展览与蒋晟合作是想引入年轻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佛教文化，他的作品既与唐宋时期的彩塑风格相近，又带有很强的个人风格，与本次展览非常契合。

蒋晟告诉界面文化，他在2013年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回到家乡厦门创立“蒋家班佛教造像”工作室前曾走访了中国的一些重要石窟，深受触动，于是创作了此次展出的白瓷作品系列。至于展出的另外一部分琉璃作品，则是直接受到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启发：“在做琉璃作品的时候，我去了一次敦煌，把壁画上供养人和礼乐的线条融入到琉璃作品中，我理解的敦煌艺术有一种动感，很日常化。”

展览的后两个板块则引领观众将视线从佛教艺术转向敦煌的世俗面向——延绵千年的洞窟艺术如实记录了各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动向与审美意趣，敦煌遗书则以文字为载体还原了古人的世俗生活细节。由此可见，敦煌不仅是个佛教圣地，也是一座坐落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处、反映古人真实生活的资料库。“‘世相’和‘人心’在我们看来是在更大范围内把敦煌文化烘托出来，”涂宇庆说，“‘世相’代表的是敦煌文化发展到一定境界以后延伸出来的社会和生活层面的表现，比如建筑和服饰。”

因此，“世相”板块与之前的板块相比更具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策展方运用动态多媒体技术让莫高窟最大的壁画《五台山图》“活”了起来——在高达3米、长达13米的巨幅多媒体画卷中，云间飞仙神鹿身姿轻盈缥缈、进山礼佛的信徒缓缓行走栩栩如生。另外，策展方还从敦煌壁画中选取了诸多片段，展示了不同时期服饰、妆容的特征，并向观众指出了掩藏在庄严佛像下充满迷之“萌点”、妙趣横生的细节。

最后一个版块“人心”讲述的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史。通常这段历史的叙述充满了“屈辱感”，但在此次展览中，策展方将重点放在了首次展出的《放妻书》等7篇敦煌遗书复制品上，试图向观众揭示古代世俗生活出人意料的“前卫”及古今人性的相通之处。“《放妻书》里有一句话，‘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种浪漫的情怀超过了我们现在这代人。你去签离婚协议的时候，谁会写这句话，‘祝你以后更好’，怎么可能？把财产（分割）先写清楚。古代人写离婚协议书有点像推荐信，为下一家做好推荐。”涂宇庆笑称。

另外一幅特别值得注意的敦煌遗书是写于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的《女人社再立条》。这份契约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女性可以自由结社，从事丧葬互助和佛事活动。文书中反映的女性之间守望相助的精神颇令人感动：“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志），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

IP开发：莫高窟的IP开发要谨慎，要讲究宗教敬畏感

“觉色敦煌”是一场由敦煌研究院主持、与外部商业机构合作举办的商业展览。据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介绍，敦煌研究院作为国家一类事业单位并无盈利目标，此前的大多数展览也是公益性质的展览，但接下来，敦煌研究院也要探索如何开发敦煌IP，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取得平衡。

今年年初，由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推出的数字创意活动“敦煌诗巾”就引起了不小关注。2017年12月29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发起“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敦煌诗巾”上线，用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自由组合取材自敦煌石窟藻井和壁画的图案，DIY一款独一无二的丝巾。

张先堂告诉界面文化，近年来，许多个人与团体都跃跃欲试，希望参与敦煌艺术元素的开发利用，把敦煌石窟藻井图案印在丝巾上成为装饰品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直接把壁画拿来用是比较浅层次的（利用），更好的应该是从里面提取元素加以转化，融入现代人的审美，当然这是更高的要求，现在大家也在探索中。”数字化技术的推陈出新也给敦煌文化的推广与运用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手段，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比如“觉色敦煌”特展中的多媒体展陈及互动装置。“这方面（的尝试）现在越来越多，大家对敦煌艺术很感兴趣，不断地创新，给我们也有很多启发。”

与故宫狂飙突进的IP化发展相比，敦煌研究院在这方面的步调更加缓慢谨慎。张先堂表示，敦煌研究院在IP开发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更重要的是保存、传承文化价值，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谨慎的。现在我们也开发了一些文创产品，跟一些商家开展合作，但都是比较小规模的。”

4月8日，带领故宫走上“网红”之路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退休，由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继任。王旭东曾表示，莫高窟的价值和故宫的价值不一样，故宫的成功不能复制到敦煌来。在接受界面文化的采访时，张先堂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故宫与敦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事关皇家世俗生活，与普通民众有较近的心理距离，而敦煌以佛教文化为主，因此在开发利用时还需重视对宗教的尊重与敬畏。

“有一次我在北京参加敦煌服饰研讨会，看到有专家的服装设计图采用了敦煌元素，把菩萨像画在了裙子上。我们的专家看到后就批评说，菩萨是信徒顶礼膜拜的，不可以穿在身上，用一些敦煌的装饰图案来设计没有问题，但（使用）佛像菩萨像要考虑到宗教信仰，尊重文化传统。”他说。

“保护、研究、弘扬”是敦煌研究院的六字方针。在保存敦煌石窟的实体文物和周边环境、对敦煌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性研究之余，如何弘扬敦煌文化、使之融入当代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课题。在艺术创作方面，张先堂谈到了目前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的专家除了临摹敦煌壁画还在运用敦煌壁画采用的矿物颜料进行全新的创作，例如描绘西北地区的自然风貌和民族风情，一个名为“敦煌画派”的流派正在形成当中；在IP开发方面，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恒真科技公司从事数字化产品的开发，与此同时也将加大与外部合作的力度，以IP授权的方式弥补设计、营销人才的不足。“对现代文化建设，敦煌的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从各个角度汲取营养。”他说。

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保护洞窟与提升游客体验并行不悖

如何平衡洞窟保护和游客体验之间的关系也是敦煌莫高窟颇为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张先堂告诉界面文化，敦煌实体文物在经过抢救性保护后目前总体情况趋于稳定。多年的国际合作令敦煌研究院积累了越来越成熟的保护技术和手段，并具备了向其他遗产地保护输出技术和经验的能力，“现在敦煌研究院不仅保护敦煌莫高窟，西藏地区很多寺庙、古代壁画的保护也是依托敦煌研究院的技术力量去完成的。”

张先堂指出，敦煌文物保护目前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和“预防性保护”原则。所谓“最小干预”，是指在文物状态稳定的状况下尽量保持原状。“预防性保护”则强调洞窟的实时监测，所有的洞口均安装了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监测仪器。

湿度是对洞窟保存状态影响最大的因素，当空气湿度超过62%时监测中心会接到黄灯预警；超过67%就是红灯预警，必须关闭洞窟。“我们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得出结论，（洞窟）之所以产生病害是因为崖体含盐，西北的土壤含盐量较高，如果湿度高的话盐会溶解膨胀，干燥时又结晶收缩。反复地收缩膨胀，会产生空鼓、酥碱等病害。”

除了湿度控制以外，目前开放的洞窟内安装了玻璃屏风防止游客直接触摸壁画产生损害。目前最新的材料能让屏风不反光，不变形，既保护了文物也降低了对参观者的干扰。

近年来，敦煌莫高窟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游客数量增加令洞窟不堪重负。张先堂表示，全年70%的游客在7月到9月前往莫高窟，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莫高窟整天处于满负荷状态。虽然现在的文物保护风险尚属可控范围内，但无节制无限制的开放会加大文物病害产生的几率。

为此，敦煌研究院在游客限流的基础上（每日预约参观上限6000人、旺季应急参观上限1.2万人）于2014年成立了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进行分流。游客需要先在数字展示中心分批观看两部40分钟的电影、参观数字洞窟，然后乘坐摆渡车前往莫高窟；如果是持有应急参观票的游客，则可以跳过这一环节，以半价和减半的参观时间参观一半洞窟，“很多人觉得只要看到真佛了，4个洞窟、8个洞窟差别不大，大多数游客是这个心理。”

张先堂认为，亲眼目睹遗产真迹对游客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数字展览其实也是对游客体验很好的补充。事实是，多数游客缺乏佛教知识，不理解塑像壁画的内容与含义，没有任何知识储备直接前往洞窟参观反而会大失所望。数字展示中心成立不久时，张先堂曾与同事采访过从数字展示中心走出来的游客，游客普遍反馈是“很值”，参观完陈列中心以后才知道敦煌莫高窟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建造出来的、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文化含义和价值。据他透露，基于数字展示中心的良好经验，敦煌研究院目前正在规划于莫高窟西边建立“莫高世界”，用数字化的技术复制更多的洞窟，像游乐园一样为游客提供互动体验。

与此同时，敦煌研究院也在用越来越多元化的方式让无法亲临莫高窟的民众了解敦煌文化。从敦煌走出去，在全国各个城市举办敦煌主题展览是一种方式，另外，对敦煌感兴趣的民众还可以登录“数字敦煌”网站，查看30个洞窟的高清图片。